食物做為藝術能有何啟示?

藝術家莫瑞奇奧・卡特蘭(Maurizio Cattelan)在2019年邁阿密巴塞爾藝博會上展出作品〈丑角〉(或稱喜劇演員),作品並不複雜,甚至可以說非常簡單:卡特蘭直接把香蕉加上一段膠帶固定在牆上展出,並且定價12萬美元。後續效應包括作品熱銷、有藝術家吃掉「作品」並宣稱這是行為藝術等令人熱議的情況。〈丑角〉所引發的討論,不止於「香蕉是否也能被稱作藝術品」、「藝術家的詮釋權」或「向杜象致敬」。藝術家的作為受到大眾與社群媒體的熱烈關注之餘,也成功地激怒部分觀眾。


關於「這也能稱作藝術嗎?」的質疑,自現代藝術之後就未曾停歇。至少在〈丑角〉出現不到三個月後,另一位美國藝術家戴倫・巴德(Darren Bader),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八樓展出另一件與食物相關的作品〈水果,蔬菜;水果與蔬菜沙拉〉。嚴格來說,這件作品比卡特蘭的〈丑角〉更加直白,畢竟觀眾看著〈丑角〉的名字,可能會稍微想一下藝術家想指涉的對象究竟是誰。〈水果,蔬菜;水果與蔬菜沙拉〉正如其文字所呈現的那樣,在展場中只呈現兩件事情,一是被當成作品被展示的各種現成物:包括葡萄、鳳梨、蘋果、甘藍、萊姆等廿樣蔬菜水果,另一個是由蔬菜水果所製成的沙拉。藝術家在每週一、三、五、日的下午,邀請廚師以表演的形式,將作品從展示檯拿下,現場製成沙拉給觀眾分享。

食物的符號與其文化象徵
在過往的藝術史,或者更精確一點地說——在20世紀以前,食物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從符號的角度來看,水果在繪畫中始終被賦予不同的意義。像是葡萄,在基督教的傳統中屬於神聖;石榴象徵耶穌的復活;蘋果則意味著原罪,因為亞當與夏娃的主題中總是少不了蘋果;另外如橘子,曾出現在范・艾克的〈阿諾菲尼夫婦〉,被視為具有多子多孫多福氣的意涵。到了17世紀以後,尼德蘭地區因中產階級興起,繪畫商品需求大增,就出現各種以食物與器皿組合而成的靜物畫,這些繪畫偶有匕首與骷顱頭出現,蘊含著各種不同的訓示與教條。不過提到運用水果入畫,技巧上最令人驚嘆的,倒不是照相寫實主義的畫家們,而是義大利的矯飾主義畫家居瑟培.阿欽伯鐸(Giuseppe Arcimboldo)。阿欽伯鐸在前往奧地利為哈布斯王朝擔任宮廷畫家時,曾為當時的國王魯道夫二世描繪了一張肖像畫,這件作品用了西洋梨、櫻桃、蘋果、奇異果與葡萄等組成國王的臉譜。阿欽伯鐸運用蔬果的色彩與造形構成肖像,既展現十足的趣味,也隱喻著國王是羅馬神話中的四季之神,召喚著曾被遺忘的美好年代,也指涉國王恩澤百姓的能力。

在台灣的當代藝術作品,不乏將食物帶進創作的例子。藝術家羅智信與另一藝術家牛俊強合作展覽「新作輯」,重新詮釋對方的作品。羅智信在〈即使她們從未相見〉用鏡面以及不同品種的西瓜,隱喻著看似平行陌生但卻隱約纏繞的關係;而〈晚宴〉則挪用插花的形式,將烤魚、青蔥等食物安排成典雅美麗的視覺語彙,隨著時間過去,食物發霉腐爛,呈現出另一種樣貌,暗示著豐盛的另一面常伴隨著污穢與殘敗。而在2013年陳永賢所策劃的「臨場藝術:身體與食物」,則邀請藝術家從飲食文化的切點,重組觀眾對食物的想像。藝術家張恩滿當時的〈現打蝸牛〉邀請觀眾品嚐炒螺肉和啤酒,其「蝸牛」系列更從早期探討東西方飲食文化所呈現出的階級落差與印象,延伸討論其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涵。北美館則於2015年推出由蕭淑文策劃的「食物箴言:思想與食物」展,以更為宏觀的角度探討食物與社會、文化以及和藝術之間的關係。當時展覽開幕邀請耿一偉現場表演〈藝術的重量〉,將參展作品曾提到的食物,在規定時間內盡可能地吞下,最後以進食後所增加的重量,回應題名。

食物與觀眾的關係
食物從符號的象徵、詩性的隱喻到關係性的展現,可說是在藝術的範疇中獲得充分發揮。在觀念藝術的領域中,食物被視為日常生活的奇觀,也常被用作於詮釋關係美學。藝術家羅洛夫・盧(Roelof Louw)1967年的作品〈靈魂城市(橘子金字塔)〉,用五千八百顆橘子堆成金字塔型放在展場,藝術家邀請觀眾可任意拿取橘子,他同時探討觀眾與作品的關係,也暗示作品的造形絕非固定不變,而是會隨著觀眾的參與削減。而提到參與式創作,愛莉森.諾爾(Alison Knowles)在1962年的〈製作沙拉〉,就是以現場行為表演結合觀眾參與,以巨型沙拉的製作創造出派對般的氣氛。因此,當我們今天看到戴倫・巴德在美術館製作沙拉,自然不能誤以為他是第一個以沙拉做為創作形式的藝術家。回到沙拉這件事情,巴德在惠特尼美術館的作品究竟被如何看待?就話題性、視覺效果以及參與性來說,巴德的作品確實成功,但關於這道沙拉本身的評論又是如何呢?某位藝評在他的文章中寫道:「這是我吃過最難吃的沙拉!」

(本文刊載於《藝術家》雜誌第539期,2020/4,「藝點觀察」專欄)